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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统一战线真正的“老朋友”

2017年01月16日 11:26  点击:[]

(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

 

    2017年1月14日凌晨,刚刚过完112岁寿诞的周有光老人走了。他走得波澜不惊,像他生前所言“死亡就是一秒钟的事情”。

  就在1月13日,他生日那天,在他的出生地——江苏常州青果巷,常州市委统战部刚刚为他举办过一场周有光基金发放和捐赠活动,并配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一本《穿越世纪的光——周有光画传》,成为代表社会各界送给周老的生日贺礼。

  周有光老人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从清末到成立新中国,他亲历、见证了百年历史的风云跌宕,他是统一战线真正的“老朋友”。

一生有光

  周有光的一生都在追求思想的光明。有人将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85岁以后,是启蒙思想家。

  他留给我们的财富,不仅仅是带领团队制定了拼音方案,打造出国际标准的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除了声母、韵母表,他还留下无数思想的火花——

  过去是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中国。

  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民主有利于发展经济、提高文化,使盲目崇拜变为独立思考,因循守旧变为进取创新。

  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一个民族都热爱甚至崇拜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在现代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呢?方法是内外并存、新旧并用实行“双文化”生活。“双文化”的结合方式有并立、 互补和融合。不同的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结合方式,事实上,今天的个人和国家已经不自觉地普遍进入了“双文化”时代。

  地球缩小了。东西方文化正在汇流成世界文化。今天“洋为中用”,明天“中为洋用”,后天“中洋共用”。问题不在“中”或“洋”,问题在“用”。

  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发展是进化,不是退化。

  华夏文化既有光环,又有阴影,阴影有时盖过了光环。高声歌颂光环而不敢正视阴影是自己欺骗自己。正视阴影是争取进步的起点。 

  弘扬华夏文化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除旧布新,发扬光大。弘扬华夏文化绝不是提倡国粹主义。不能革新和发展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华夏文化必须恢复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伟大生命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古为今用”不仅是字形、用词、文体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内容的理解和运用要现代化。翻译者是“文化之蚕”。阅读者也应当学做“文化之蚕”。

  传习传统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事求是,古为今用。夜郎自大的国粹主义,图腾迷信的复古主义,不仅无助于弘扬传统文化,反而会贬低和毁坏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

  创新是文化新陈代谢的一种现象:积极的现象。文化的创新,一方面有推进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有抑制的阻力。“推进的动力强于抑制的阻力,文化就能顺利创新”,这就是“文化的创新规律”。

  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更新,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势利导,发扬光大,这是当前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君子之交

  有关周老的“佳话”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他与民国名媛、“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允和几十年相濡以沫,每天碰杯两次,上午红茶,下午咖啡,“举杯齐眉”的故事。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他还曾加入“救国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参与过对“七君子”的救助。

  据周老生前讲述:“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爱国救亡运动的种子在每个有识之士的心中萌动,‘救国会’应运而生。当时沪上银行界几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发动下,社会地位较高、思想较为进步的各行各业人士便时常相约在中国银行的小客厅聚会,商谈国家大事。随着参加人数的增多,后来还形成了以行业划分的小组。我当时在上海的江苏银行工作,参加的是以章乃器为首的小组,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蔡承新、赵君迈等人,此外还有文化小组、科技小组、教育小组等。我当时一人住在江苏银行五层楼的一间小卧室里,旁人进不去,因此‘救国会’的一些文件都是存放在我那里。其实‘救国会’完全是松散的民间组织,所谓的小组仅是为了联络的方便,没有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没有专职人员,政府、各政党也没有参与其中,但是活动中的许多积极分子后来都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骨干成员。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章乃器、沙千里等人当时就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沙千里还是秘密党员,他曾借给我一本《联共党史》,在当时的中国还鲜有人读过它,对此我印象很深刻。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有自己的电报机,这些民主人士就利用这台电报机与中共保持联系,获取信息。因为警察不敢搜查银行,所以他们的活动一直得以进行。后来被称作‘七君子’的7位民主人士均是‘救国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被捕后被关押在苏州。那时,我的夫人和孩子住在苏州,他们缺什么我的夫人就准备什么送去。七君子的家人去探监时也住在我家,有很多重要文件就利用带小孩探监之便夹带进去。

  “除了‘救国会’,我还参与了‘星五聚餐会’,因为聚餐基本都是在每周五晚举行,所以大家便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星五聚餐会’。起初也就几位发起人围坐一桌商谈政局国事,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两张桌子都坐不下,参加聚餐的主要还是以工商界人士为主。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一直参加,但这个聚餐会却延续了很久。‘星五聚餐会’起初在上海。重庆成为陪都后,‘星五聚餐会’的很多成员也随各类机构的西迁来到重庆,聚餐活动不仅没有间断,抗日战争更激化了每位民主人士的爱国情绪,聚餐会的政治性开始加强,大家在活动上经常情绪激昂,互相交换对国家命运的看法,我也在活动中结识了更多富有爱国热情的有识之士,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和个人能力,为推动当时的民主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很荣幸能与这些民主人士交往,他们中的许多人学问好、思想进步,都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但与这些民主人士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到如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不在世,但我读书、看报时常会想起他们,虽然都是零星的记忆,但是我却能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具有思想光辉的人物,我敬重他们。”

  无论是“救国会”时期,还是后来加入民建、民盟,周有光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挚友、诤友。

相遇贵相知

  周有光老人曾在他的《逝年如水》一书中回忆道,“抗日战争的时候,知识分子向左转,我是当中一个。”

  据他生前讲述,“(当时)在重庆,周恩来经常召集各个民主党派(团体)的政协代表一起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他通过当时的秘书许涤新联络到我,因为许涤新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我同在经济界。我们每月开一次会,有时一个月开好几次,每次我都参加了,我和周恩来就这样认识和熟知了。当时国民党的旧政协还曾推举出五位民主人士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在窑洞里,毛主席强调,中国要想长治久安,惟一的办法是走民主道路。大家听了都深感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是第四、五、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第三届政协会议,可以说,我与全国政协的历史渊源很长。”

  作为著名的文字学家、翻译家,周老笑称自己:“搞经济学半途而废,搞语言学半路出家;两个半合起来只是一个零。”当年,他曾由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在纽约与爱因斯坦有过交往。据他生前回忆,“我是搞经济学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美国回来,也是搞经济学,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1955年,中央举行全国语言文字改革会议,会议开完了,中央说你不要回去了,形成了一个机构叫全国语言文字改革会,让我去参加。我说‘不行啊,我是业余搞的。’领导说这是新动作,大家都是外行!当时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说,语言文字改革是很大的事情,这个改行还是值得做的,我就来了。”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他和毛泽东之间,还有过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时,主张用汉字笔画式字母的是大多数,少数人赞成用斯拉夫字母,只有周有光和极少数人主张用罗马字母。毛主席也主张用汉字笔画式字母,“在会上,毛主席问我:‘周有光,你到底赞成不赞成?’我不敢反对毛主席,但我可以不说话。毛主席再次问我,我还是不说话。毛主席见我不说话,就明白了,于是宣布休会。”

  事后,胡乔木到周老家问意见,周老说,他写过一本小册子《字母的故事》,请拿去给毛主席看看。到下次再开会,毛泽东主动提出,汉语拼音还是采用罗马字母好,国际通用,而且还帮着说服别人都同意采用罗马字母。周老生前每当说起这件事,总是乐哈哈地说:“毛主席借了我一本书,到现在也没有还!”

(本刊记者张醒非 通讯员曲伟 李佳佳 冯岩 李梅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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