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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金庸与香港回归

2017年02月24日 14:43  点击:[]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一国两制”倡导者。

  金庸,原名查良镛,香港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是行走于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之大侠。

  1981年夏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金庸,这次会见中,金庸对两岸的统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邓小平也透露了对香港问题的看法。

  今年2月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7月是香港回归20周年,谨作此文以表纪念。



  1959年,金庸凭借8万港币创办了香港《明报》,并开设社评专栏,对世界时事加以评述。他的政论文章透露出锋利的现实政治眼光,这让《明报》成为香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第一大报,也使他迅速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地形势日新月异,这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内地看一看的强烈愿望。面对邓小平在国内实行的拨乱反正政策,金庸十分振奋,并利用为《明报》写社评的机会,对内地出现的大好形势不断加以讴歌。有一段时间,金庸几乎每天都看新华社电讯,然后亲自提笔撰写赞许的文章。在对邓小平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大为佩服的同时,金庸还在社评中主张请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也就在1981年的春天,金庸正式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访问内地、亲往北京的请求。中共中央对于金庸的这一请求非常重视,虽然《明报》从前曾经发表过一些过激的言论,但是金庸和他的《明报》在“文革”前后对中共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足以说明这位素有武侠风格的作家和著名报人,在思想深处正在发生着变化。团结金庸和团结《明报》显然对于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有益处。于是党中央对金庸渴望返回内地、亲往北京的请求很快作出了回应。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金庸。

  7月的北京,天气炎热,金庸郑重其事,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到金庸,立即走上前,热情地握着的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并同金庸及他的妻子和子女合影。金庸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邓小平对金庸也早已熟知,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时,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金庸《明报》的社评他也是知道的。从70年代后期起,金庸在《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他认为“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要看他能不能为人民百姓带来幸福”。

  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便是金庸。一个多小时的会见,气氛欢快,宾主谈笑间,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思想火花。在这次会见中,虽然对香港问题公开还没有提出来,但邓小平在交谈中明确告诉金庸,回到香港告诉你的朋友,对他们说不要担心,生活不会有大改变。

  回到香港,金庸对中国政府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一系列“动作”都“预测”得相当准确。如,1981年12月26日,金庸在《明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这是金庸对香港问题的一贯态度。他曾就香港回归问题发表了著名的政论文章《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提出了三个观点: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现状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中国政府将会在1997年之前的15年宣布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宣布香港的现状将维持不变——这次会见可能给金庸的“预测”垫了一个“底”。显然,金庸十分了解邓小平对香港的一贯立场。



  1982年9月24日,中英双方领导人邓小平、撒切尔夫人就中国收回香港问题进行实质性的会谈。

  金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起草基本法的五个专题小组,金庸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同时担任经济专题小组的成员。

  198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期间,金庸和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联名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双查”方案,主张在制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时,应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体现均衡参与、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等原则,反对急于搞“普选”。这就是“香港政制过渡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后来,金庸又撰写了《关于今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论文,为后来的《香港基本法》廓清了基本的走向。

  在日益增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最终还是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同时也为了能实现“光荣撤退”,英方从1994年下半年起,逐步调整政策,重新摆出了与中方合作的姿态。

  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金庸也在这个名单之中,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从此,金庸全身心地投入香港回归祖国的事务工作中。

  1997年7月1日0点0分0秒,高悬在中国香港土地上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这块土地上空。香港回归祖国,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香港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变为现实。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金庸将香港的发展尽收眼中。香港回归后,他说:“如今香港与内地依旧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香港的生活方式、经济都没有改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一国两制’完整无缺。我相信,香港明天会更好!”

(本文刊发于《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作者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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