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

    2017年1月14日凌晨，刚刚过完112岁寿诞的周有光老人走了。他走得波澜不惊，像他生前所言“死亡就是一秒钟的事情”。

　　就在1月13日，他生日那天，在他的出生地——江苏常州青果巷，常州市委统战部刚刚为他举办过一场周有光基金发放和捐赠活动，并配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一本《穿越世纪的光——周有光画传》，成为代表社会各界送给周老的生日贺礼。

　　周有光老人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从清末到成立新中国，他亲历、见证了百年历史的风云跌宕，他是统一战线真正的“老朋友”。

一生有光

　　周有光的一生都在追求思想的光明。有人将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85岁以后，是启蒙思想家。

　　他留给我们的财富，不仅仅是带领团队制定了拼音方案，打造出国际标准的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除了声母、韵母表，他还留下无数思想的火花——

　　过去是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中国。

　　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民主有利于发展经济、提高文化，使盲目崇拜变为独立思考，因循守旧变为进取创新。

　　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一个民族都热爱甚至崇拜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在现代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呢？方法是内外并存、新旧并用实行“双文化”生活。“双文化”的结合方式有并立、 互补和融合。不同的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结合方式，事实上，今天的个人和国家已经不自觉地普遍进入了“双文化”时代。

　　地球缩小了。东西方文化正在汇流成世界文化。今天“洋为中用”，明天“中为洋用”，后天“中洋共用”。问题不在“中”或“洋”，问题在“用”。

　　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发展是进化，不是退化。

　　华夏文化既有光环，又有阴影，阴影有时盖过了光环。高声歌颂光环而不敢正视阴影是自己欺骗自己。正视阴影是争取进步的起点。 

　　弘扬华夏文化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除旧布新，发扬光大。弘扬华夏文化绝不是提倡国粹主义。不能革新和发展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华夏文化必须恢复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伟大生命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古为今用”不仅是字形、用词、文体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内容的理解和运用要现代化。翻译者是“文化之蚕”。阅读者也应当学做“文化之蚕”。

　　传习传统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事求是，古为今用。夜郎自大的国粹主义，图腾迷信的复古主义，不仅无助于弘扬传统文化，反而会贬低和毁坏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

　　创新是文化新陈代谢的一种现象：积极的现象。文化的创新，一方面有推进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有抑制的阻力。“推进的动力强于抑制的阻力，文化就能顺利创新”，这就是“文化的创新规律”。

　　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更新，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势利导，发扬光大，这是当前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有关周老的“佳话”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他与民国名媛、“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允和几十年相濡以沫，每天碰杯两次，上午红茶，下午咖啡，“举杯齐眉”的故事。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他还曾加入“救国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参与过对“七君子”的救助。

　　据周老生前讲述：“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爱国救亡运动的种子在每个有识之士的心中萌动，‘救国会’应运而生。当时沪上银行界几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发动下，社会地位较高、思想较为进步的各行各业人士便时常相约在中国银行的小客厅聚会，商谈国家大事。随着参加人数的增多，后来还形成了以行业划分的小组。我当时在上海的江苏银行工作，参加的是以章乃器为首的小组，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蔡承新、赵君迈等人，此外还有文化小组、科技小组、教育小组等。我当时一人住在江苏银行五层楼的一间小卧室里，旁人进不去，因此‘救国会’的一些文件都是存放在我那里。其实‘救国会’完全是松散的民间组织，所谓的小组仅是为了联络的方便，没有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没有专职人员，政府、各政党也没有参与其中，但是活动中的许多积极分子后来都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骨干成员。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章乃器、沙千里等人当时就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沙千里还是秘密党员，他曾借给我一本《联共党史》，在当时的中国还鲜有人读过它，对此我印象很深刻。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有自己的电报机，这些民主人士就利用这台电报机与中共保持联系，获取信息。因为警察不敢搜查银行，所以他们的活动一直得以进行。后来被称作‘七君子’的7位民主人士均是‘救国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被捕后被关押在苏州。那时，我的夫人和孩子住在苏州，他们缺什么我的夫人就准备什么送去。七君子的家人去探监时也住在我家，有很多重要文件就利用带小孩探监之便夹带进去。

　　“除了‘救国会’，我还参与了‘星五聚餐会’，因为聚餐基本都是在每周五晚举行，所以大家便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星五聚餐会’。起初也就几位发起人围坐一桌商谈政局国事，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两张桌子都坐不下，参加聚餐的主要还是以工商界人士为主。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一直参加，但这个聚餐会却延续了很久。‘星五聚餐会’起初在上海。重庆成为陪都后，‘星五聚餐会’的很多成员也随各类机构的西迁来到重庆，聚餐活动不仅没有间断，抗日战争更激化了每位民主人士的爱国情绪，聚餐会的政治性开始加强，大家在活动上经常情绪激昂，互相交换对国家命运的看法，我也在活动中结识了更多富有爱国热情的有识之士，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和个人能力，为推动当时的民主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很荣幸能与这些民主人士交往，他们中的许多人学问好、思想进步，都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但与这些民主人士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到如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不在世，但我读书、看报时常会想起他们，虽然都是零星的记忆，但是我却能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具有思想光辉的人物，我敬重他们。”

　　无论是“救国会”时期，还是后来加入民建、民盟，周有光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挚友、诤友。

　　周有光老人曾在他的《逝年如水》一书中回忆道，“抗日战争的时候，知识分子向左转，我是当中一个。”

　　据他生前讲述，“（当时）在重庆，周恩来经常召集各个民主党派（团体）的政协代表一起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他通过当时的秘书许涤新联络到我，因为许涤新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我同在经济界。我们每月开一次会，有时一个月开好几次，每次我都参加了，我和周恩来就这样认识和熟知了。当时国民党的旧政协还曾推举出五位民主人士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在窑洞里，毛主席强调，中国要想长治久安，惟一的办法是走民主道路。大家听了都深感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是第四、五、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第三届政协会议，可以说，我与全国政协的历史渊源很长。”

　　作为著名的文字学家、翻译家，周老笑称自己：“搞经济学半途而废，搞语言学半路出家；两个半合起来只是一个零。”当年，他曾由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在纽约与爱因斯坦有过交往。据他生前回忆，“我是搞经济学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美国回来，也是搞经济学，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1955年，中央举行全国语言文字改革会议，会议开完了，中央说你不要回去了，形成了一个机构叫全国语言文字改革会，让我去参加。我说‘不行啊，我是业余搞的。’领导说这是新动作，大家都是外行！当时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说，语言文字改革是很大的事情，这个改行还是值得做的，我就来了。”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他和毛泽东之间，还有过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时，主张用汉字笔画式字母的是大多数，少数人赞成用斯拉夫字母，只有周有光和极少数人主张用罗马字母。毛主席也主张用汉字笔画式字母，“在会上，毛主席问我：‘周有光，你到底赞成不赞成？’我不敢反对毛主席，但我可以不说话。毛主席再次问我，我还是不说话。毛主席见我不说话，就明白了，于是宣布休会。”

　　事后，胡乔木到周老家问意见，周老说，他写过一本小册子《字母的故事》，请拿去给毛主席看看。到下次再开会，毛泽东主动提出，汉语拼音还是采用罗马字母好，国际通用，而且还帮着说服别人都同意采用罗马字母。周老生前每当说起这件事，总是乐哈哈地说：“毛主席借了我一本书，到现在也没有还！”

（本刊记者张醒非　通讯员曲伟 李佳佳 冯岩 李梅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