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与中共毛泽东主席一场“窑洞对”，堪称典范。

　　黄炎培先生晚年的自述《八十年来》，既是一份人生档案，更是一份时代记录，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一部“一起划好桨”的民主革命史。

　　《八十年来》为建国后作者响应号召所写，1964年完稿，1982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薄薄一小册，弥足珍贵。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首次来到延安，短短五日的延安行，他见识了延安风貌，也见证了延安精神，还留下了一场堪与《隆中对》媲美的“窑洞对”佳话。

　　原著原汁原味。关于“历史周期”的对话，作者表述为“周期率”。细细咀嚼，却也能体察本意乃“周期律”。

　　“ 率” ， 频率， 周期；“律”，规律，法则。“率”着眼量化征象；“律”指向隐性本质。现象联系着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唯物辩证法。

　　正视“律”，破解“率”，法宝就是民主，就是人民民主监督！这样的警省，振聋发聩，而今依然意义深远。在此，有必要重回历史现场，重温作者亲笔实录：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为“三亲”史料，更为切身体悟

　　忠实记录为存史要义。唯有“真”与“实”，才有史鉴价值，也才能启迪、教育、团结人。延安行，黄炎培客观记述了“行”之前因后果。关于出行动机：

　　“我向来这样主张，抗战要必胜，建国要必成，先须完成三大合作，就是：政府与民众合作，中央与地方合作，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合作。”

　　“我们七个人（笔者注，王云五先生因病未成行）一致主张两点：一、要从速恢复商谈；二、把国民大会问题的进行展缓些。”

　　关于出行成果，黄炎培《八十年来》有一节专门论述，摘录如下：

　　“一九四五年二月，褚辅成和我创议电延安：‘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势，希望国共恢复商谈，促成团结。’复电愿商谈，还欢迎我们去延安。褚辅成和我同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七月一日飞延安，五日飞回重庆。在延安写了《延安五日记》。回至重庆，……写成小册《延安归来》。许多朋友说：这万万要不得，你替共产党宣传，太危险了。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秉笔直记所见所闻和所交谈，绝对不加渲染，但一看就感觉到共产党完全为人民服务。写成付印，流传很广，特别是各地老辈和海外华侨，读了《延安归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这样可敬可爱，也并不是可怕。”

　　史料之可贵，在于把历史还原到现场。黄炎培以“三亲”方式，记录了“现场”，也留下“观察与思考”。

　　窑洞是延安风光的标志，而领袖人物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延安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读来依然亲切：“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最后，作者得出一个结论，中共政治作风变向“平凡”了。

　　“实事求是”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史料应有的骨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得人心，关键在于从实际出发，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上。延安时期，曾实行的“减租保租”“减租保息”，一度为史学者所讳，今天再读读《延安归来》中的相关记述，不由不感佩：

　　“（在延安）就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举几个例，他们知道贫农的要求，不一定在自有其田，只在乎有田可耕，而减轻租额，于是变分田政策为减租保租。他们知道贫民要求有钱可借，而减轻利率，于是不禁止债主放债，但严定减租保息。有人将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开倒车，然毛先生说：那些都是党八股，万要不得。”

　　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协商会议鲜明体现了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特色，而人民政协的文史工作则是“政协”与“统战”最鲜明的“作证”方式。黄炎培的《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在诸方面作了垂率：一、“三亲”为本，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结合写；二、唯“直面”才能“直笔”，要“存史”必存“信史”。《八十年来》开写于1958年，作者时年八十周岁；完稿于1964年，“文革”山雨欲来。简明的出版前言，道出写作缘由与原则，值得今天的文史工作者借鉴：“本我所见所闻和行动，秉我是是非非的直笔，陆续写《八十年来》。”“写的时候，打破一切陈规，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这些并不难，难在要做到自我批判，不为自己讳，让我这样试一下。”“为了需要了解过去这些每一时期的前后因果关系，对于过去还是值得写，而且过去和现在值得连续地写。”

为民主革命欢呼，也为传统文化说良心话

　　黄炎培先生一生经历三个时代（清末、民国、新中国），终生致力两大事业（民主革命与职业教育），他与孙中山、蒋介石、李大钊、毛泽东等大人物均有风云际会，深受蔡元培教诲，深感程德全节义，与邹韬奋、沈钧儒等文化名人、民主人士结下深厚友谊。从加入同盟会，到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再到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直至参加新政协工作，黄炎培始终行走在“救国”“建国”的民主大道上。

　　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揭露，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失望，让黄炎培这位寄希望于“和谈”、游走在“第三方面”的爱国人士抛弃幻想，放弃中间路线，真正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一边倒”。认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也是创造者。最伟大的是人民群众的意志所构成的力量”，并最终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被人民战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宪法宣布了，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年少痛失双亲，成长艰难坎坷，让黄炎培行事做人从不掩饰赤子童心。“母亲”与“人民”是黄炎培人生辞典中的中心词。你看他在《延安日记》中这样刻画分别：“（飞机起飞）和我们最后分别的，到底是山头整整齐齐的几百千个窑洞。我们应牢牢记住，在这几百千个窑洞中间的，才是真正延安老百姓。”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黄炎培一生致力的中华职业教育，所倡“劳工神圣，双手万能”，何尝不是“人民情结”的宣言？在《八十年来》一书开头，黄炎培就以一首《生我》诗感念慈母生育之恩，并在1951年底以“七十四龄儿子”梦忆母亲：“鲜红的太阳，照耀着高楼的纱窗。娘呀！您怎么一点没有老？……我，永远是您的儿；您，永远是我的娘。太阳永远是人间的太阳。”

　　正是这样诚挚的信念，让黄炎培激进而不失本真，与时俱进又恪守本心。于是，今天我们再读完稿于1964年的《八十年来》中这样一段“忏悔”（记述青少年时期所受旧式教育，小标题为“思想中毒”），是否会有某种心灵悸动：

　　“如果问我：你学习了二十年那么长时期的旧文化，有所得没有？我愿把时时记在心头的几句书写在下边：

　　‘泛爱众，而亲仁。’（《论语》）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宋儒学案》，张载《西铭》）

　　‘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孟子》）

　　‘志士仁人，无求生而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小戴记》礼运篇）

　　这些只是青年时期从学习旧文化打下来的思想基础。当然，人们的意识，还是随时决定于社会的存在，我哪能例外呢！

　　但是，我还清楚地认识，当时深深地中着一种毒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

　　个人是时代的一分子，文化催化着时代的进步。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际遇或历炼，那么回顾便是一番根的认定与信仰的锁定。存史，为存“格”，也是存“良知”。

（本文刊发于《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作者系苏州市吴江区政协文史委主任，民盟苏州市吴江区委副主委凌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