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周恩来为我们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一生，自始至终，都特别善于团结人，广交朋友，甚至化敌为友。他善于交友、广为交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真实、诚恳、与人为善。这也必然得到各界朋友的真诚回应。正如冰心所言：“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出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在合作共事中与不同阵营的人结为好友

　　在伯父旅欧后期，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伯父前往里昂，与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商谈合作问题，经过双方的积极协商和努力，成功建立起了旅欧国共统一战线，增强了旅欧华人的团结，壮大了革命声势。伯父与王京岐精诚合作，友谊也在工作中日益增进。随着了解的加深，王京岐更加佩服伯父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在返国述职期间，就请伯父代理其职务，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伯父的帮助下，王京岐在欧洲不仅圆满地完成了筹组国民党支部的任务，也结交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挚友。伯父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意志，超群的智慧和经验，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彬彬有礼的交际作风，在身为国民党左派的王京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他们都将彼此视为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为了革命事业共同奋斗。

　　1924年7月下旬，伯父奉命回国。在他走后，王京岐心中充满了深切的怀念，为这位好友的离去而感到有“说不出的痛苦”！他在给自己父亲的信中盛赞伯父，同时表露出十分的惆怅和不舍。那封普普通通的家信，见证了伯父和王京岐崇高而挚诚的革命友谊。

　　伯父到黄埔军校工作后不久，即就任政治部主任。在他领导下，政治教育工作很快发展壮大起来，使军校的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拥护。他还指导成立了血花剧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团结真正的革命力量。伯父也和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成为终生好友，而他与国民党的“和平将军”张治中的交谊也颇具代表性。

　　当时在黄埔军校任校务委员的张治中和伯父一见如故，相识恨晚。伯父的谈吐和风度深深吸引了他。起初张治中对工农革命运动所知不多，对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亦不感兴趣，只醉心于军事教育，认为这才是救国之道。自从认识伯父后，他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伯父每次给学生讲课时，他都去旁听。由此使他开阔了政治视野，增长了见识，思想也逐渐倾向左翼。后因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他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并将此告知他视为密友的伯父。伯父很高兴，表示需请示组织后再作答复。请示过后，伯父诚恳地告诉他：“我们欢迎你入党，但我们两党曾有约定，不吸收对方高级干部入党，等时机适宜时再说吧，但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支持你。”

　　北伐开始后，伯父奉命到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以接应北伐军。北伐节节胜利后，国共关系却逐渐面临破裂。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张治中提示前来拜访他的陈赓赶紧到上海通知伯父要特别注意，体现了他对好友安危的格外关心。

　　从这之后，张治中和伯父失去了联系，直到抗战才恢复中断的关系。1938年冬，因长沙大火事件，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深感责任重大，请求革职处分。伯父特地去看望他，一方面指出其应负的责任，同时又温言相劝。张治中把起草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首先给伯父过目，伯父为他字斟句酌地亲笔修改。由于当时各方落井下石，张治中面临极大的困境，而伯父给他的及时帮助和慰藉，充分体现了患难之中见真情。在抗战时期，张治中也多次为伯父和中共提供过力所能及的帮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和美国大使赫尔利坐专机赴延安接毛泽东。毛泽东抵渝后，为了保障其安全，在伯父的示意下，张治中慨然将自己的住所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居住，并精心安排了可靠的人员负责安保。谈判期间，张治中对伯父的请求都积极回应。《双十协定》签订后，张治中又亲自送毛泽东回延安。事后，伯父对他说：“你答应送毛主席返回延安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觉都睡不着。”

　　后来，张治中在主政新疆时，应伯父伯母的嘱托，经过多方努力，使被盛世才关押的100多名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得到全部释放，并派人负责送回延安。

　　1949年4月，北平和平谈判失败后，作为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的张治中被伯父盛情挽留下来。伯父还将他的家人都接到北平，解决了其后顾之忧。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以后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伯父动员张治中利用他的身份和影响，积极开展一些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对台事务中张治中起到了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革”期间，张治中受到冲击，伯父则竭尽所能地保护他，直到他病逝。他还亲自主持了张治中的遗体告别仪式。这表现出共产党人对愿意弃暗投明与我们携手合作的国民党将领的真心实意态度，对台湾军政人士产生了影响。

　　在抗战中，伯父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也是一见如故，为抗日救亡运动精诚合作。据冯玉祥的旧部回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冯玉祥在南京初见伯父，印象就很好，说“共产党真是有人才啊”。冯玉祥听到传闻说他身边有共产党，就直截了当问伯父：“我身边有几个共产党员？”伯父表示回去查一下，后来告诉他，某两人是共产党员，“如不方便，可以调走”。冯玉祥也很爽快，“不必了，心中有数，今后办事就更方便了”。此后，这两个共产党员就成了他们之间的“交通员”。

　　受伯父的面托，冯玉祥对在伯父关心指导下筹建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在国民党顽固派多次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许多进步人士被捕，伯父请冯玉祥帮助营救，他都积极响应，先后救出了张申府、周茂藩等多人。

　　1941年冯玉祥六十大寿时，伯父亲笔题写祝词，称赞其“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先生今届六十，犹自称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冯玉祥非常高兴，写了一首“谢寿诗”并在《新华日报》发表，声言“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为了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的人群，努力不懈，不怕牺牲，尽自己的本分打倒侵略的敌人”。为此，当时的国民党右派骂冯玉祥为“共产党的尾巴”，甚至给他寄子弹恐吓他，但这却使他和我们党走得更近了。

　　冯玉祥从许多事实中逐渐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在抗战胜利后感到在国内已无能为力而且危险，便计议出国。“校场口事件”发生后，他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和言论，更使蒋介石恼火。为了排除内战障碍，蒋介石就给了他一个赴美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遣往美国。在冯玉祥临行前，伯父曾去拜访并谆谆相告：把不能同行的孩子，一定要先送离上海，切莫停留，免生意外。

　　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毅然拒绝美国政府的引诱，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乘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准备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9月1日行至黑海，因轮船起火而遇难。次年9月1日，伯父在为其举行的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致词，对他作了高度评价。

　　伯父在与冯玉祥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冯玉祥敬佩伯父如良师益友，伯父尊重冯玉祥是与我党亲密合作的朋友。据冯玉祥的秘书回忆，他们相处得极为融洽，每逢会晤时，都能听到他们在室内的爽朗笑声。这种情义，让人动容。

在谈判中惺惺相惜，化敌为友

　　在国民党阵营中，还有一位高官也和伯父在接触中化敌为友，这就是曾炮制“伍豪事件”的张冲。他曾悬赏8万大洋要伯父的人头，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却对伯父心悦诚服，在抗战中二人成为肝胆相照的好友。

　　张冲曾是“中统”的二号人物，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据其亲属回忆，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伯父等人的藏身地，张冲奉命赶往上海搜捕。扑空后，张冲炮制了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多家报纸刊出，企图将伯父在党内的名声搞臭，涣散党内情绪。我党则针锋相对地以伯父名义在上海的《申报》上刊登了声明，揭露此阴谋。

　　西安事变后，张冲受蒋介石所派，与作为中共代表的周恩来同志谈判。两人进行了五轮谈判，惺惺相惜之下，张冲被伯父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思想倾向有所转变。他提议中共可通过蒋经国的因素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得到了伯父的赞同，协力促成了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来，张冲还提议派中央“视察团”考察红军辖区，伯父则建议将名字改一字，称“考察团”以示平等。这个考察团成行后，增进了国共双方的沟通与理解。

　　之后，张冲奉蒋介石之命去苏联争取军援。行前与伯父见面，伯父送给他一张名片，并写道：“张冲先生奔走国共合作工作，卓著功勋，请以同志关系接待。”张冲凭着这张名片，在莫斯科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为实现与斯大林的直接会谈，起了促进作用。

　　此后，张冲对伯父也多有帮助。1939年伯父在延安摔伤胳膊，张冲应中共请求，安排飞机将伯父接到兰州，再转乘苏联飞机赴莫斯科治疗。在此之前，伯父准备去皖南处理新四军的事务，却未获蒋介石允许。张冲给伯父出主意，建议他以回绍兴老家祭祖为由向蒋介石请假，顺道就去了皖南。此法果然奏效。

　　1941年，张冲因病逝世。伯父参加追悼会发言时流下热泪，并写下了饱含深情的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聚友成军

　　伯父不仅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还是举世公认的协调人际关系大师，最善于做人的工作。他一生广交、善交和深交各界朋友，并坚持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心换心。朋友们常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李先念说：“善于团结人是周恩来的突出长处。他确实能够做到团结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他的这个特点，在党内早被承认，在党外更为著名。”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抗战时期，伯父将交朋友的范围扩展到了社会上层、国民党高层以及外国友好人士。蒋经国对部下蔡省三将军曾说：“周恩来对人那么诚恳，这不能说是做作，是出于他确有素养，周恩来做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

　　我丈夫沈人骅的祖父沈钧儒先生，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首，“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领袖。他与伯父1937年在南京第一次见面，虽说沈老比伯父年长20多岁，但两人一见如故。在重庆时，老人家经常去曾家岩，有什么重要的事，都愿意听取伯父的意见。在伯父影响下，沈老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组织上考虑他在党外为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些，所以直到去世沈老仍是“党外布尔什维克”。生前伯父代表党中央给了他一个很高的评价：“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为了抗日救国，社会上也成立了多个小党派。皖南事变后，为争取民主，加强团结，宣传抗日主张，伯父与沈钧儒交换意见后提出建议，由三党三派结合，统一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45 年这一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广交朋友也是需要本钱的。国民党可以给官给钱，但是不掌握政权和经济资源的中共何以服人呢？伯父以他的人格力量，急公好义。每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遇到危难，伯父总是挺身而出，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民盟在香港办《光明报》遇到困难，伯父得知后即指示在港的廖承志，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帮助，使报纸办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为了保证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共主动让出自己的代表名额给民盟，粉碎了国民党削弱民盟在政协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阴谋。当蒋介石迫害民主人士时，伯父一面关怀援助他们，一面严正谴责国民党的暴行。

　　皖南事变后，伯父安排大批民主人士从重庆转移到香港，避开了蒋介石的迫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部署香港党组织进行大营救，秘密转移了身陷孤岛的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及家属800余人，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有民主人士被国民党特务殴伤时，伯父亲自到医院慰问。经过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程，以伯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也更加赞赏和支持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

　　伯父还注意结交善于交朋友的朋友。阎宝航是张学良的幕僚、宋美龄的教友。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委托阎宝航从中调解，阎宝航由此同伯父结识并成为朋友，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和苏联做秘密情报工作。阎宝航在国民党上层有众多朋友，从而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德国将进攻苏联，以及日本将要轰炸夏威夷的绝密情报。

　　回顾伯父的交友之道，就是他能够把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同共产主义理想完美结合，感化朋友。他还对传统的社交方式加以创新，交友不仅多交，而且善交、深交，能够把朋友变成同志。李四光、钱学森等许多社会贤达都曾经说: 我认识了周恩来，才认识了共产党；我相信了周恩来，才相信了共产党。

　　我想，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其法宝就是广交朋友、善交朋友，通过深入的了解，真诚的交往，使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发自内心地认同和接受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千军万马之势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共同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本文刊发于《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作者系周恩来侄女，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