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致公党递交了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份党派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
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当晚,怀仁堂门前布置了彩色气球和墨绿色飘带,会场内上百盏宫灯、日光灯、水银灯交相辉映。主席台上金光闪闪的会徽两边,并列着孙中山、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由于新的国旗还没有最后确定,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党派代表、团体代表、军队代表、区域代表共45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费孝通曾在文章《获益终生的一段经历》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会场上我看见很多人,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甚至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
开创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
在会议上,各民主党派以主人翁姿态共商国是。其中,致公党选派出陈其尤、陈演生(因留守香港,未能出席)、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参加会议,陈其尤为首席代表。
9月24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协助政府建设好祖国,是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相信“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到祖国来”。
致公党以党派名义递交的提案《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成为了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份党派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也是反映致公党侨海特色、为侨服务的第一份提案。
这份提案内容全文收录在1988年10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政协提案工作资料汇编》中。提案内容为:“近年来国外各地政府排华,华侨生命财产和自由备受蹂躏,拟请大会提出严正护侨声明,并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提案文字不长,但这件提案对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报告显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共收到提案14件。
据现居上海的致公党老党员陈昌福回忆,多年前他在上海市政协曾亲眼见到过这些书籍和文件。当时他对这14件提案逐一研读,发现这些提案中既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提出的提案,也有当时参加政协大会的全体妇女代表提出的“要求以大会名义慰劳人民解放军”的提案。而以致公党名义提出的“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则是这其中唯一的一件党派提案。
个中曲折
致公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过程还有些曲折。致公党上海市委会原副主委陈昌福在2009年发表于期刊《中国政协》的文章中回忆道,由于致公党成立于海外,其组织和主要活动也在海外,国内一些人士对致公党的历史及活动了解甚少。还在酝酿成立筹备会期间,就有代表对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说:“致公党没有资格参加新政协。你(指陈其尤) 以个人身份参加,我们欢迎。”

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大会上发言。
据陈其尤的长孙陈天明回忆,陈其尤对这种说法非常生气,他说,致公党从洪门致公堂开始,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时期,都在出钱、出力、出命,从未退缩和犹豫,为什么就没资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呢?早在辛亥革命成功前,孙中山策划领导历次武装起义,所用经费都是由海外华侨华人捐助,主要是通过洪门致公堂筹措的。特别是黄花岗起义,许多侨胞在海外变卖了财产,携款回来参加武装起义,这其中就有许多是洪门的兄弟。七七事变后,海外侨胞团结抗战情绪空前高涨,每年通过致公党筹措的抗日捐款就达2亿美元,占蒋介石每年抗战军费的一半。
在解放战争时期,致公党曾充分发挥自己长期在香港活动、有大量的社会关系和深厚群众基础的优势,为南下集结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活动提供方便:从寻找住处到安排生活,从租用会场到组织集会,以及配合中共华南局护送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摆脱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安全离港,秘密北上等等。致公党还充分利用自己长期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工作的优势,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宣传。
周恩来非常重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由于周恩来对致公党的情况比较熟悉,并有较密切的交往。他列举了致公党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对致公党参加新政协极表赞同:“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我们主张列入筹备会。”
后来,周恩来还专门派人请陈其尤到他那里商谈。当年作为致公党代表参加新政协筹备的黄鼎臣在他的回忆文章《回首当年话挚友》中写道:“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周恩来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记得当时陈其尤先生对人事安排有些意见,周恩来知道后,派人请其尤先生去他那里商谈,我也参加了。周恩来耐心听取了其尤先生的意见,又把人事安排的情况向其尤先生做了详尽的说明,心平气和地劝导其尤先生。周恩来待人以宽,与人为善的胸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天明清楚地记得,陈其尤跟他讲过,过去他跟蒋介石揭发孔家父子贪污华侨的抗日捐款,发国难财,没想到蒋介石没见到,反而把他关进监狱。但是陈其尤向共产党进言,他们把他当成座上宾。陈其尤经常对家人说,我有什么话,就愿意向总理说,也敢向总理说,因为总理愿意听,能听进去。“有这样能够广纳百川的人在领导共产党,不是恰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吗?”
陈天明的名字也正是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意,陈其尤曾对家人说:“老大是和新中国同时诞生的,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此告别了旧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犹如一轮朝阳开始升起在东方了,我看就叫天明吧!”
(本文刊登于2019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增刊《与共和国同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70年纪念专刊》 作者:张刃 李静)